从1996年以年产1亿吨钢“摘下”世界钢产量桂冠之后，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大国。从那时起，由钢铁大国变为钢铁强国就成了当代中国钢铁人的历史使命。那么，该如何看待今天中国钢铁工业的成就？如何走好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之路？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攀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樊政炜。

“攀钢近年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钢铁业由‘大’变‘强’所走过的不平坦的战略征途”，樊政炜站在全行业的高度，以攀钢为例，向我们解剖了国内钢铁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做法和成绩，阐释了他对中国如何建设钢铁强国的独特视点。

中国钢铁业正经历由“大”变“强”的战略转折

近10年是中国钢铁业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0年，也是中国钢铁人值得骄傲的10年，这一点，在攀钢身上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樊政炜对近年来中国钢铁业的发展成就颇为自豪。

他介绍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钢铁工业进入大发展的新时期。1996年以年产1亿吨钢首次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之后，中国令人吃惊地在“亿吨量级”上连跨数步，仅仅10年时间，中国钢产量历史性地突破4亿吨，而且中国钢铁工业的装备水平，特别是大钢铁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新产品研制开发的速度大大提高了。在此期间，攀钢的铁、钢、钢材产量分别从329.52万吨、284.82万吨、195.92万吨攀升到693.94万吨、677.42万吨、597.44万吨。攀钢从“钢坯公司”成长为我国西部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铁路用钢生产基地，中国最大、世界第二的钒制品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钛原料基地及钛白粉生产企业，形成了大型材、板材、管材、棒线材、钒钛和特钢六大系列产品。重轨、家电用板、无缝钢管成为世人关注的名牌产品。

樊政炜分析认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工艺、装备技术和节能环保的技术进步，创造了生产高技术钢材产品的技术装备基础，推动了企业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降低了成本；二是提高了新钢材品种的研制开发能力，不断推出了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新钢材产品，全面提高了企业竞争力。

樊政炜介绍说，中国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5年，中国钢铁业进入了投资快速增长期，年增长率均在30%以上，最高峰时增速甚至超过了100%。“十五”期间的钢铁投资额比“九五”期间增长了2.3倍。经过这轮钢铁投资建设，许多大钢铁企业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奠定了我国钢铁工业现代化的基础。目前中国钢铁企业基本淘汰了平炉。提高选矿品位技术、高炉喷吹煤粉技术、降低焦比技术进入世界前列；炼铁精料生产的结构优化，系统节能技术的应用推广，大幅度降低了钢铁企业能耗标准，改善了环境；氧气转炉溅渣护炉技术开发应用，使转炉炉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炼钢连铸比和连铸连轧技术已经进入世界领先行列;世界上最先进的钢轨生产线和大口径轧管机组也成功大批量生产出了实物质量优越的产品,满足了我国铁路大提速和石化工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目前，我国钢材产品基本能够实现国产化，航天、航空和军工等一批高精尖产业所需的钢材品种也能国内生产。我国已经能冶炼包括高温合金、精密合金在内的1000多个钢种，轧制品种规格钢材4万多个，国产钢材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上升到95%以上。许多品种钢材的质量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与此同时，结构调整也几乎成为钢铁业内的最大共识。钢铁大国必须在‘机遇与挑战’中找到向钢铁强国转型的路径”，对于中国钢铁的不足，樊政炜并不讳言。他说，由于前些年投资钢铁业回报丰厚，“大炼钢铁”的热情蔓延全国，各地钢铁产业一片“虚火”。而我国钢铁企业准入门槛不高，对地方的经济拉动见效快，再加上钢材市场需求膨胀，刺激了大量资金涌入钢铁业。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剧了国内煤电油运的紧张局面，还引起了国内钢材市场无序竞争和价格震荡。更令人扼腕的是，相比国际竞争对手，中国钢铁业被标上了“质量低、品种少、效益差”的标签。虽然中国钢铁产量能超过排名全球第二、第三的美国和日本的钢铁产量总和，但也反映出中国钢铁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集中度低等缺陷。目前，我国共有各类钢铁企业1400多家。但众多的小型或超小型钢铁企业均存在技术创新能力差、资源消耗高、环保差、竞争力不强等弱点。

提高钢企竞争力是建设钢铁强国的根本途径

“一个钢铁强国的‘炼’成是通过一个个钢铁企业苦练内功、增强实力实现的，只有钢铁企业这个‘细胞’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才谈得上建设钢铁强国，而在这一层面上，中国的钢铁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樊政炜特别强调中国钢企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性。

他说，钢铁强国的首要标准应该是世界领先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要有能力生产高性能、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位置，技术研发能力应做“领跑者”。但是，目前我国的钢材产品大路货多，而高精尖的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对外依存度很高，一些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我国大多不能生产，有的即使能够生产，但质量也不及国外先进，仍需进口。一组令人不安的数据是，每年国内无法生产、需要进口的钢材总量高达1000万吨；我国钢的生产能力占世界的十分之一，但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有率仅为2%左右；同是出口，我国企业出口1吨钢平均价格在500美元左右，而发达国家出口每吨一般都在800美元以上。因此，各钢铁企业要紧密关注下游行业的发展态势，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提高产品质量，适时推出满足其新需要的新产品，从而有效占领市场。

他以攀钢的例子佐证了这一观点。“近年来，攀钢密切跟踪国际铁路高速化与重载化的发展趋势，生产的钢轨不但在青藏线、京津城际高铁、大秦线等国内重点工程得到广泛应用，还首次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樊政炜对攀钢抢占市场制高点的“秘诀”毫不保留。同时，攀钢还与美的、长虹等共同研发家电用板，与二汽共同开发汽车用钢，均收到了较好回报。

樊政炜认为，钢铁强国的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生产效益，也就是单位成本通过生产过程所创造出来的市场价值。我国钢铁行业能耗高、污染高的现象比较突出。钢铁工业消耗的主要是不可再生能源和资源，且耗能数量巨大。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统计数据显示，与国际先进水平比，中国大型钢铁企业吨钢的可比能耗要高出15%。这就要求我国的钢铁企业不但要下大力气节约能耗，控制成本，而且要追求产品的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以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同时，钢铁强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标准，那就是钢铁生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如果破坏了生态环境，即使钢铁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繁荣，那也等于是增加了社会成本，而这，与建设循环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钢铁企业还要加倍努力。他介绍说，由于历史原因，攀钢环保、节能欠账较多，节能降耗减排的任务繁重。近年来，攀钢在建设发展中逐步意识到自身存在的环保问题和肩负的社会责任。在二、三期工程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老污染源治理工作，通过制定污染综合防治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落实责任和工作措施，不断加大环保投入，努力推进老污染源治理工作。仅在近几年间，攀钢就累计投入环保专项资金达12亿元以上。今年，攀钢还将拿出4亿元环保专项资金，建设一期烧结机易地大修改造同步建设脱硫设施工程、老焦炉易地大修改造同步建设焦炉装煤和推焦烟尘治理等环保项目。

樊政炜指出，面对目前的形势，中国钢铁业必须放弃短视的逐利行为，忍痛突围。在这方面，国家宏观调控已经首先发力，旨在节能降耗、技术升级、结构调整和提高产业集中度的钢铁业远景规划——《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在2005年就已正式出台，这可视作中国由钢铁大国‘自觉’向钢铁强国转型的最直接信号。因为这个政策指出了钢铁业转型的最明确的路径。而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出口退税政策也是为了强化同样的目标。

“淘汰落后产能关系到钢铁行业的未来，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樊政炜对目前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表示担忧。樊政炜介绍说，宏观调控多是在能耗、污染等方面的限制性政策，却少有提及取缔高能耗高污染的小铁厂后对地方财政和就业等方面的补偿性政策，因此“紧箍咒”到了地方上多半面临“不松不紧”的危险。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仍在上马扩建，这最终可能使宏观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

“提高行业集中度是另一个饶不过去的问题”，对于国内钢铁业的兼并重组，樊政炜认为是大势所趋。他说，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集中度太低，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钢铁企业对上下游的谈判能力，尤其在当前我国的铁矿石资源主要依赖进口的情况下，非常容易使得我国的钢铁企业陷入矿石价格不断上涨的不利境地。而且，集中度过低也不利于国家对钢铁产能的控制，容易造成行业的巨大波动。在国际钢铁巨头通过不断进行兼并扩大规模的情况下，我国钢铁企业的过渡分散，不仅容易造成整个市场的无序，而且整体上也已经显现出了极大的竞争风险。他表示，现在的米塔尔已经形成上亿吨的产能规模，而我国的公司大多在千万吨规模，根本不在同一个竞争级别上，如不改善现状，未来我国的钢铁企业极易成为外资兼并的对象。因此，钢铁企业要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加大项目合作力度，通过合作加快发展步伐。

“好在许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宝钢兼并八一钢厂、首钢与唐钢联合建设曹妃甸项目、攀钢整合四川省内的成钢、长钢等”，樊政炜对国内钢铁业的重组联合前景表示乐观。樊政炜透露，目前，攀钢正努力在西南地区实施联合重组，做强做大。攀钢愿意在中国钢铁业联合重组进程中积极推进。

樊政炜认为，钢铁强国还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如果可能的话，中央政府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可以考虑将其中的要求具体化、指标化，引入指标管理体系的方法对整个钢铁行业进行约束和管理，建立一种有形的轨道，让中国的钢铁企业沿着钢铁强国要求的方向前进。